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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案正義“積跬步”,助整體法治“至千里”

來源:it資訊網 作者:lin 人氣: 發布時間:2019-10-09 15:01

  張耀軍律師:以個案正義“積跬步”,助整體法治“至千里”

文/彭川

  作為一名在刑辯領域奮戰了多年的老兵,“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已成為張耀軍終其一生的理想。

  律師刑事辯護是憲政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國家設置刑事訴訟制度,根本要義是限制公權力而保護私權利。律師作為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特殊群體,他們的加入,和律師辯護作用的充分發揮,有助于更好地實現對公民私權利的保護。不過,也正因此,刑辯律師常免不了與司法機關發生對抗。而在中國,由于公權力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以至于不少律師發出了“做刑辯律師太難”的感慨。

  對此,張耀軍認為,法治中國的建設,和“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目標的實現,畢竟要有一個過程。

  他說,“培根說過,對于一切事物,尤其是艱難的事務,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我想刑辯律師的辯護工作,其實應當就是這樣一個培育的過程,是一個以個案公平正義從而推進法治進程的培育過程。”

  “有了一定的基礎后,專業化是必經之路”

  目前,張耀軍在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執業。進入中聞之前,他曾先后在北京的其他三家律所執業,辦理過訴訟、仲裁和非訴等各類案件,后逐漸轉向公司法律風險防范與控制和刑事辯護領域。

  “很多時候,做律師也有個‘開竅’的過程。我感覺自己做律師最大的飛躍發生在到了中聞以后。”張耀軍說。

  初入律師行業時,張耀軍基本上也是有案源就接,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大家口中的“萬金油”型律師,“成為萬金油型律師,除了有助于尋一口飯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青年律師可以通過接觸多樣化的案源提升自己的綜合實力,包括專業技能和社會經驗。不過,如果一直堅持做萬金油型律師顯然是不行的,隨著業務的推進必須不斷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突破執業發展瓶頸,這樣的話,專業化就成了必然選擇。而且,從宏觀層面來看,專業化有助于深化社會分工和形成產業價值鏈,有助于社會進步,法律服務市場同樣如是。”他說。

  張耀軍認為,青年律師前面的三四年時間,不妨爭取多接觸些案源,踏踏實實做好一個“全科醫生”,有了一定的基礎之后再有意識地逐步促使自己完成向“專科醫生”的轉變,走專業化之路。

  “隨著法治的進步,律師的執業領域會越來越細。”他說。

  有一段時間,張耀軍主要代理的是民商類案件,勝訴率很高,雖然他將主要原因歸結為自己的幸運,但顯然背后支撐他的是他的專業水平。

  這幾年,他將主要精力轉移到了刑事辯護,迫于中國的法治環境,刑辯律師經常需要接受來自專業以外的各種考驗,因此一路走來很艱辛,不過,張耀軍表示他愿意帶著對中國法治進程的美好期待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律師是戴著鐐銬在跳舞”

  500多個案件的淬煉,讓張耀軍對律師這份職業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并逐步突破了個案的局限,習慣了從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的視角來審視具體的法律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也讓我深刻認識和感受到了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正確實施對國家和老百姓的重要意義。”他說。

  在張耀軍看來,一個優秀的律師首先必須是法律方面的專家,這是其價值體現的根本前提;其次;必須是善于處理和溝通各種社會關系的社會工作者,并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再者,有著出色的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能言善辯,“比如,有些學者型律師,雖然專業基礎深厚,但不善交際,不善于處理實務問題,以至于在具體代理案件的實戰方面,其業績并不理想。”

  他說,律師執業,考驗的是綜合素質,甚至包括律師個人的人格魅力,“通過司法考試,拿到律師職業資格,僅僅是剛入律師之門,距離成為一名優秀律師還有很遠的距離”。

  至于律師執業風格,我們知道,有在法庭上娓娓道來的專家學者型律師,也有在法庭上劍拔弩張激烈對抗的死磕型律師……張耀軍坦言,他不屬于學者型律師,他習慣據理力爭,不妥協,不放棄;但也不是死磕型律師,在法庭上他的論辯有一定的對抗性,不算溫和,但基本上還是主張有理有據有節,主張在法理和邏輯框架內論辯,也不會刻意去尋求借助媒體的輿論幫助,通過“媒體審判”來“綁架”審判結果。

  “法庭上,我們律師應當展現出自己的風采,但審判流程的主導者還應該是法院。”他說。

  在中國,私權在強大的公權的面前,始終處于弱勢地位。正如有的律師所說,刑事辯護的本質是與公權力之間的抗爭,是律師為當事人刑事合法權益與公權力抗爭。但是,在公權力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背景下,真正敢于抗爭的律師并不多,即便是敢于抗爭,其合法權利也經常遭遇限制、剝奪,“所以我常對人說,律師的作用和價值是有限的,律師執業是在戴著鐐銬跳舞。”

  “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這些一度困擾刑辯律師的三大難題張耀軍都經歷過,“我記得有一次會見當事人,我大概上午8點到的,就是不讓見,一直耗到下午6點多,期間,我是水米未進,見完當事人出來后,我突然感到一陣眩暈,差點跌倒。我們常說做律師除了斗智斗勇,還是個體力活。也正因為這樣,我們律師之間打招呼經常不是問最近又接了幾個案子,而是最近鍛煉了幾次。”趙耀軍笑著說道,言語中卻透著幾許無奈。他說,尤其是碰到一些所謂的敏感性案件,那種無助、無奈的體驗,更是刻骨銘心的。

  中國著名法學家江平曾說過,“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在于私權和公權的沖突,私權在公權中得到利益保護,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張耀軍說,當事人找到律師往往希望律師替自己做無罪辯護,而且他們一般只注重結果而不關心過程,可在律師看來,通過辯護,能夠“拿掉”幾項罪名,求得輕判,就已經算是有效辯護了。這種期望之間的差距,使得律師的辯護結果經常無法達到當事人的心理預期。

  還有法制觀念的淡薄,比如,認為刑辯律師就是專門為“壞人”辯護的律師。

  這些都給刑辯律師執業帶來了巨大的“額外”壓力。

  “這也就是為什么我經常跟青年律師說,只有懂得放下,才能繼續前行的原因之一。這些年,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律師因為身體健康惡化甚至過勞死去世的消息見諸媒體,不免令人痛心,同時,它也反映出了律師這個行業面臨的壓力。”張耀軍說。

  實踐中,基于這些現實,張耀軍特別注重將代理案件的過程展現給當事人,讓他們看到律師為追求最佳結果傾盡了所有渠道和可能,用過程的可控來一定程度上彌補結果的不可控,爭取當事人最大程度的理解。同時,他說,律師要愛惜自己的羽毛,法律禁止的領域絕對不去觸碰,即便是合法的,也需要充分告知風險,并且不輕易對結果做出承諾,不大包大攬,更不能欺騙當事人。

  盡管做刑事辯護很難,張耀軍卻依然滿懷希望。他說,“也正是因為艱難,所以更需要律師,律師是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的標志,也是推動國家法治進步的重要力量,作為一名老律師,因為認識和體會更深刻,心中和肩頭那種責任感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油然而生,并越發強烈,這種迫切和所謂的大情懷,其實都是自然產生的,也是發自內心極其真誠的。”張耀軍說,法治不完善,某種程度上律師是最有體會的“受害者”。

  “期盼中國法治進步的步子能夠邁得更大一些”

  律師興,則法治興;法治興,則國家興。

  “律師有三種境界:第一個境界是有高度責任心,全心全意為當事人服務;第二個境界是有社會良心,為弱勢群體、為權利被踐踏的人伸張正義;第三個境界是有歷史使命感,敢于為中國的法治與憲政,挑戰權威、挑戰體制。”張耀軍很喜歡江平的這段話。

  這段話,也很好地描述了張耀軍這些年執業所經歷過的心路歷程。

  “起初我只是盡心盡力地去辦好每一個案子,只求對得起當事人,此外并沒有想太多。可隨著執業時間變長,追求的東西就自然而然的發生了變化。作為法律實務的實踐者,我認為律師更了解中國的法治現狀和現實問題,在許多方面更有發言權,應當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我國的法治建設之中,也應當盡可能積極地參與到普法和法律援助等活動中,比如,告知公眾除了享有法律權利還應當履行相應的法律義務,預防犯罪。”張耀軍說。

  思想和心態上發生變化以后,張耀軍開始更多地出現在媒體上、鏡頭前,以律師視角為大家解析熱點社會事件,普及法律常識。他還將自己的執業感悟撰寫成文公開發表,傳播法制觀念,助力法治建設。比如,在《辯護者——一個刑辯律師的感悟》一文中,針對大家質問他為“壞人”“罪人”辯護的問題,他如是寫到:“其一,壞人是相對于好人而言,是一種道德評價,不是法律評價的范圍,更不是刑事辯護的對象;其二,根據當下世界的普遍共識:任何人未經依法判決不得確定其有罪,既然尚未定罪,也就談不上為罪人辯護的問題了。”他同時在文章中指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爾姆斯說過:有一種錯誤的觀念,認為政 府就代表了正義,好像只要政 府勝訴,就等于實現了正義。可是,大多數刑事案件,在對被告的定罪中,政 府都使用了非法的、侵犯公民權利的手段,來獲取證據。張耀軍說,“作為一個刑辯律師,我們無意將每一個犯罪嫌疑人美化成天使,我們所努力爭取的只是保證法律賦予他們的基本權利,能讓他們在公平正義的程序中被依法追訴和審判。”

  事實上,這原本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反映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理念并沒有深入人心,許多人依然存在著樸素原始的法律價值觀念。

  這種現實,也是張耀軍堅持普法的重要原因。

  作為一個刑辯律師,張耀軍算得上是敢言的,他曾有一篇文章《刑事辯護的七大“毒瘤”》曾一度被廣泛轉載。文章中,他陳述了我國刑事辯護中存在的非法取證、非法羈押、有罪推定與疑罪從有、控辯雙方失衡、媒體審判,及錯案糾正制度和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執行不力共“七宗罪”,言辭犀利。

  他還在文章中指出,正如柏拉圖所說:“人們對于不公正的行為加以指責,并非因為他們愿意做出這種行為,而是唯恐自己會成為這種行為的犧牲品”。張耀軍寫到,“法庭的辯護,可使一人受惠,而對于刑辯制度的抗爭,則可使萬人或幾代人受惠,所以個案的辯護不能脫離制度的抗爭,而制度的抗爭則應當以個案的辯護為契機。假以時日,但愿我們的個案辯護與制度抗爭,能夠消除這些毒瘤,還中國刑事訴訟制度一個健康的肌體。”

  眾所周知,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在張耀軍看來,刑事司法則是維護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底線。他說,“作為一名辯護者,惟愿有罪之人能罰當其罪,惟愿無罪之人能洗冤辯白。作為一名法治信仰者,惟愿清白者不受牢獄之災,惟愿蒙冤者不要被以法律之名而讓他們繼續蒙冤。”

  他還深有感觸地說,在中國,許多時候,出了問題,就會習慣性地歸咎于中國法治建設的不夠健全,實際上,通過40年的努力,我們的立法和法律制度建設已經有了相當大的進步,許多問題事實上是出在了執行環節,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提升公檢法的法治水平、法治意識,令其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行使權力,使個人免受國家暴力機器的非法制約。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如今,法治中國建設成就舉世矚目,但是,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真正落實到每一個案件中,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段時間內,刑辯之路將一如既往的充滿種種困難和坎坷。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有事情都需要人去做,張耀軍堅信,雖然不免坎坷曲折,但中國刑辯之路的未來必定是光明的,而選擇律師執業這條路,自己無悔!在接下來的日子里,他將一如既往地從承辦好每一個案件入手,以個案正義的實現“積跬步”,共同推動中國整體法治建設的“至千里”,因為法治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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